10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人民大会堂会晤中国领导人。这在两年前甚至是20天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两天大家关注的事情总与日本有关，这次SK‖事件的潜台词是：哪怕像宝洁公司这样的美国大公司，并且在日本生产的化妆品，同样可能不合格。
这是给我们民企的警钟，同样也是鞭策。别人的不见得都好，我们必然有我们的优势，但别人的经验应该给我们以启迪。从追逐欧美日韩及港台地区明星转而追捧超女现象，给企业界什么启示？这说明中国人也在寻找企业界的“超女”，即土生土长的具有国际化特征的“超级民企”，这是时代的要求，多元化的文化必然会反映到经济中去，尤其是家电及联想、华为、中兴、奇瑞等在国际化道路上的成功及中国20多年的持继经济增长，也给企业以信心。
温州的企业，在这股经济文化大潮中必须非常的清醒。由于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几乎每个装修过住房的人都听说过“欧典”这个品牌。如今，“欧典”神话的轰然倒塌，难免让消费者感到气愤。但该为“欧典”骗局感到尴尬的，首先应该是主管部门。
温州的一些“伪装”他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企业品牌，是否也会陷入如此的困境？温州服装界在全国市场极受追捧的戴斯特拉博现象说明，多元的文化，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被服装界以及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的消费者所认同。现代很大一批年轻的反权威求个性力捧新锐的消费者,他们并不看重代表权威的世界名牌，设计感、个性与国际化则是他们追求的。人们喜欢戴斯特拉博，并不在乎他的历史。前两天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个长得与“戴氏”很像的品牌，就开在他的边上。
温州的一些品牌的运作者，如果画蛇添足伪造历史，欧典是否会成前车之鉴？吴敬琏在2006年《中国经济报告》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极具号召力的文章《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中，质疑一方观点：“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它在国际分工中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从事装配、加工。致于致力于高附加值的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至少不是10年、20年内的最优选择。”吴敬琏认为：研发及销售人员占大部分的哑呤式结构，已经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取得成绩，相比而言，国内一些企业却沉湎于组装环节，其生存环境日渐恶劣。华为、中兴等企业的努力值得鼓励，它们的经验值得具有相同条件的企业学习。
在记者眼里，他的看法当然也是对创自主品牌的温州民营企业的鼓励。民族意识超强的中国的近邻又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否给温州民企以启示？
日本是世界各国中民族共性最强的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特性，首要原因便在于此。
在文化上曾师法中国，在1853年前保持了约200年闭关锁国的封建制，又师法西方技术的日本，在一个世纪里，以其两次的经济腾飞彻底改变社会的唯一性而受到世界瞩目。随着日本新首相安倍访华，日本成为本次温州民企老板讨论的焦点。散布在全球的温州商人，因其难懂的温州话经常被误认为“日本人”。 这次讨论，从报喜鸟专卖店的改版，强化其中国元素求其特色开始。
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当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和世界品牌面对面时，我们就在想，什么是我们自己独有的文化，而又被西方世界所接纳的，甚至是受其向往的，我们做西装，设计做得就算和杰尼亚一样好，西方人仍然认为我们是抄袭，独特性是报喜鸟一直坚持的方向，但也要西为中用，中西合璧。我们这次请英国公司来给我们做全套的包装设计，把200多家店再做一次更新改版，这家英国公司有不少日裔设计师，沿袭的还是我们的精神风貌，但是，特色的文化也面临一个创新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因为其创新成本非常高，报喜鸟的运作方式不能够在大多温州服装企业界普及。
我一直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分支，这段时间，我带公司中层去日本又走了一趟，日本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原来我们采用的日本式至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现在已经改为美国式的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我仍然认为过度的民族性会阻碍开放的心态，阻碍多元文化的产生，而多元化才能让一个民族长期而稳定地发展。报喜鸟同样也必须营造多元化的文化氛围。
这些年，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在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在回归，北大清华也开出了国学院，很多企业家都非常感兴趣。国庆中国人出国旅行，很多不文明的行为影响了我们的形象，大家甚至都提出谢绝“丑陋的中国人”出境的建议，报喜鸟这两天专门请了讲授礼仪的老师为员工讲课，提升员工素质，也是提升品牌形象的一个方面。当然讲传统，并不意味着就要穿汉服或唐装，我们的这次改版，融入中国元素主要体现在细节的变化上。
记：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品牌走高附加值路线？
一个品牌的背后是国家的文化，因为体制机制仍有不同，西方人对高附加值的中国品牌还不够认同，这不利于我们走出国门。但只要我们同等质量，价格比他们低，老外也会买我们的账。就像二战战败国日本的汽车，就以低价质优占领了美国市场。我认为美特斯邦威可以打到国外去，因为同等质量的价格优势。不管是不是盲目，很多人想嫁接欧洲的品牌文化，其实是想嫁接那种文化背景所暗示的自由创意及时尚感。但目前我们的市场还在国内，中国人的品牌毕竟能体察中国人深层次的想法。不过我坚持一点，不管你怎么学西方，中国人做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有中国人的味道，你不用刻意去强调或者回避。
在永嘉企业界，有人总结，作质量和设计，鹿城的人可能比永嘉的人做得好，但品牌的市场与文化，永嘉人可能要比温州人做得好。尽管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鹿城的人一听就想和永嘉人打官司，比如美特斯邦威就不是永嘉的。但品牌就是文化，文化确实会与地域有关。
红黄蓝董事长叶显东（在温州民间认为：他的童装品牌的设计在这些年进步的速度远远在同类童装品牌之上，这与他的国际化视野很有关）：日本的儒教影响如今应该胜于中国。日本表面的文明应该是很有序的，日本人很讲礼貌。日本人的服务态度非常好，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会给人以难堪，上级与下级等级观念强，但矛盾却较少，员工对企业有归属感。企业管理上，德国人以其严谨著称，日本人以其严厉著称，日本国人很团结，甚至可以出门不闭户，但企业与企业竞争却很残酷，我认为中国二十多年脱离了物质贫困，但精神文明的脱贫建设还得五十年。
相比日本文化，我更欣赏韩国文化，我倒是认为韩国三星、LG的发展对中国民企更有借鉴意义。
近日因SK‖撤柜，接受了多起SK‖退赔的时代广场购物中心董事长奚德平认为：日本人做事的认真是值得借鉴的，其实我们一样也可以做到，中国的企业一定会赶超日本，只是时间问题。
庄吉陈敏（被认为从长相到处事的认真敬业方面最具日本人精神的温州人）：我去过日本，但却没有对日本进行深入地思考，我们服装企业的视线总是盯着欧洲，我没有觉得日本的服装企业的运作给过我特别的启发。
记者：日本韩国都没有顶级奢侈品牌，中国难道会有吗？
吴志泽：日本的三宅一生、森英惠这些闻名国际的设计师，他们的品牌在国际上确实没有成为最高端的奢侈品牌，其实他们的汽车也没有成为顶级品牌，尽管三宅一生的东西卖得也不错。三宅一生对时装的解释是：我试图创造出一种既不是东方的风格也不是西方的风格的服饰，他的观念对我也些有影响。日本人创立的KENZO（高田贤三），因高田贤三一直定居在法国，因此也不能属于完全的日本品牌。KENZO设计师都是欧洲人，他们设计的华丽而花艳的东方风格，只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风格，极受西方女性喜爱，却不被东方女性欣赏，温州时代广场KENZO的撤柜，就说明了这点。但这个品牌的“一支花”香水，倒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始创于意大利的VERSACE（范思哲）的商标，是让人不得不看，一看必变成石头的美丽的蛇发女妖美杜莎。其实一个品牌便有可能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我坚持这点。
日本文化的根还在中国，我之所以看好中国品牌与企业的未来，因为现在的中国正是处在开放的多元的文化背景中，中国人的心胸极其开阔，这有点像法国人，再加上务实的作风，中国企业的前途将非常光明。
吴志泽认为，中国的经济现状已可与大唐盛世时相媲美，中国文化及品牌处在中西文化交融处，但仍然要有自己的特色，他将资助各种画展及中国文化的普及活动。上月末在北京由报喜鸟冠名的名人高尔夫球赛则是报喜鸟品牌运作中下的一步“国际象棋”。
专家眼里的日本文化与经济的对应密码
1998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关注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问题著称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以日本为例子，分析了文化对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森认为，日本的文化价值观曾经对日本的经济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日本的行为模式与实际商业运行的有机结合带来了日本经济的惊人成功。日本的成功对马克斯•韦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主义提出了挑战。在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与韦博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即强调团队精神以及团队责任，对公司忠诚、个人信用以及限制个体行为的复杂合约，这些价值观的应用对日本经济最得成功起到很大作用。
但森认为，日本最近几年却面临这样的困境：商业伦理遭到破坏，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腐败以及“道德风险”。那么日本早期为什么没有“道德风险”呢？给日本的早期成功带来信用保证的“日本民族精神”、“儒家伦理”、“武士道精神”以及其他种种优良品德今天发生了什么变化？森认为：日本的价值观只有少许变化，同样的伦理价值观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当经济正在快速赶超旧的经济时，协调和合作非常重要，道德风险的惩罚要以损失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代价。然而，在当今，日本一方面处于经济发展的顶端，另一方面面临高度的世界环境，如（1）新的工业化国家正在做日本以前所做的事情；（2）技术在国际间快速流动；（3）北美和欧洲正调整工业结构以拥有竞争的更多空间；（4）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劳动成本降低）极大地拓展了竞争潜力。因此，日本需要在旧价值体系中引入“竞争”这一更现代的伦理特征。
森总结说，日本的经济衰落给我们的启示是：（1）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日本从封建模式到武士道再到教育启动（合作、信用），如果总的社会特征能够说明价值观的话，那么，这些社会特征也能够改变和影响这些价值观；（2）日本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区特征，如武士道精神不适合中国；（3）同样的价值观和文化模式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是非常成功的，而在发展的另一些阶段可能是失败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价值观是否对经济起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值得探索。尽管亚洲经济在近些年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亚洲文化（儒家文化）是否有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目前还没有定论。森列举了很多国家的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其文化是武士道精神、儒教、佛教）成为唯一一个变成了工业大国的非西方国家；亚洲的其它国家和地区（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也开始繁荣起来；接着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经济与社会发生迅速的变革；泰国也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得到了发展，在泰国，佛教文化的烙印要比儒家文化更深一些；印尼经济直到最近也取得了飞速发展，这个国家虽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佛教、印度教都在文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印度也是一个佛教国家，其经济也取得了快速发展，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高于欧洲和美国，仅次于东亚和东南亚。森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具有某些特殊性，特别是教育以及职业培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再就是市场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更和谐的关系。
而日本的经济衰退，也说明了在日本经济兴起的早期取得成功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价值观，并非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以上文字由本报记者摘自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的王艳萍著的《克服经济学的哲学贫困——阿马蒂亚•森的经济思想研究》。
点评：森先生把中国归入儒家文化在记者看来仍然不够准确，确实，这曾是中国的传统，但在文革之后的现时中国文化用大杂烩来表示可能更准确，欢迎这位印度学者在安培之后，亲自来中国一趟。
2006年5月第一版的马驿等编著的《丑陋的日本人——日本文化的明与暗》（此书精编了克里斯托弗《日本精神》等三本书）一书中提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日本20世纪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它在若干方面（社会、经济和管理）比西方国家做得更聪明、更有效。书中更标出了日本文化所具有的浓重的岛国性、内倾性。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少，又邻近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日本人总是感到无力抵挡强大的军事打击。恐惧感的确对日本民族心理有影响，这些影响反过来又加强了日本对民族性格中的其他方面：宗族观念、儒家伦理观、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忠信观念。后两个方面是封建主义长期统治日本造成的。这个集体中的每一员，不论其表现如何，都必须与整个集体同甘共苦。
由于日本把宗教的健康发展而不是意识形态、宗教等因素放在首位，因此他们比其他民族人更容易接受变化。他们只有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目标：确保宗族的生存和最大的幸福。尽管日本对人很愿意采用外国新的思想、行为和技术，但他们大多数人不喜欢与外国人有过多的交往，而且他们心里都感到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
这种优越感在二次大战的惨败中遭到深深的动摇，但今天日本取得的非凡成就已经使得他们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谦卑，尽管大多数场合他们仍然过于礼貌，过分注重礼节仪式。BBC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远东战争》，透过历史、军事专家的评估，运用最新档案影片和实地拍摄的片段，揭示日军在二次大战时期的暴行。当中更讨论到匪夷所思的事件，包括靖国神社、战争中出现的食人事件、令人心寒的残暴酷刑，还有神风队的出现和在日本出现大规模平民自杀的幕后真相。这些现象的产生都与其日本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点评：出于危机意识及对本民族农业的保护，日本在1995年对山东大蒜进行制裁，由此引发中国对其手机的反制裁，当时手机在日本也还没有普及，但现在看来，为了几颗大蒜，日本失去中国几百亿美元的手机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