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傍报喜鸟”名牌案由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后，被告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日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次判决又为查处“傍名牌”打了漂亮的一仗。
浙江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经济活跃，是“傍名牌”现象的多发地之一，同时也是打击“傍名牌”力度最大、经验最丰富、成果最显著的省份。在继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掀起打击“傍名牌”风暴后，浙江省司法系统有关“报喜鸟”案的终审判决，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浙江省高院在终审判决中，明确判定“傍名牌”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确定了定额赔偿方法；支持因调查和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费用，给今后全国性打击“傍名牌”现象提供了极好的案例。
浙江省高院明确了审判“傍名牌”案件的法律依据：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通过采取有独创风格的营销、广告宣传以及提高、保障产品本身的品质等手段，使其生产的“报喜鸟”西服已为消费者逐渐认知，并在相关公众中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该品牌所具有的较高市场声誉和较大的市场潜力，能够为生产商带来较大的利润。因此，本案中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的权利不仅受我国《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而且还受我国《商标法》保护。
香港报喜鸟和大东方公司的行为，同时也侵犯了报喜鸟集团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浙江省高院认定，案件中的原告黄锦楼、朱小琴与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同属温州市行政区域，明知“报喜鸟”品牌的知名度，为规避法律，以“报喜鸟”为字号到香港注册公司。大东方公司作为生产西服的企业，明知“报喜鸟”品牌的知名度，为追求高利润，接受香港报喜鸟的委托，生产并销售或授权他人销售香港报喜鸟“德派”西服。同时，大东方公司、香港报喜鸟亦明知上述行为客观上会造成消费者对其中“报喜鸟”三个字的关注，易使相关消费者误以为“香港报喜鸟股份有限公司”为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的关联企业；其搭名牌便车，“傍名牌”的故意是明显的。并且上述行为在事实上已经使消费者产生了混淆，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购误认，并导致了“报喜鸟”商标功能的淡化。大东方公司、香港报喜鸟利用了权利人的竞争优势，抢占了权利人的市场份额，显然违背了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市场交易中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关于在打击“傍名牌”中极难认定的赔偿问题，浙江省高院认为，包括不正当竞争纠纷在内的知识产权案件，计算损失赔偿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和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这两种计算方法对于大多数案件是适用的，但随着市场因素的增加、侵权行为手段的变化等因素，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也越来越困难，仅有这两种计算方法作为赔偿的依据，已不能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也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由此，采用定额赔偿确定损失赔偿额的方法应运而生并已成为司法界的共识。本案中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与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确定，所以经权利人申请，原审法院采用定额赔偿的方法确定权利人的损失额，并无不当。考虑到“报喜鸟”组合注册商标系驰名商标，大东方公司、香港报喜鸟在主观上侵权故意明显，侵权时间从2000年8月持续至2002年6月，侵权范围涉及几个省市，原审法院酌定报喜鸟集团经济和商誉损失为人民币30万元，报喜鸟公司经济和商誉损失为20万元，亦无不当。
浙江省高院还支持因调查和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费用的诉讼请求。浙江省高院裁定，本案是不正当竞争纠纷，侵权范围涉及香港及内地的另外几个省市，调查工作量大、难度高，故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支出的合理调查费用应予保护。通过登报声明的手段制止侵权行为，消除侵权行为的影响，已被许多权利人所采用，其合理性也被司法实践所认可。该行为是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目的是为了制止侵权行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故有关登报声明支出的广告费用，与侵权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人对权利人这一损失，理应赔偿。因此，本案中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用于支付登报声明的广告费应由侵权人赔偿。
此案代理律师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和秦认为，利用知名企业的文字商标或字号在境外注册，再委托大陆制造或销售类似产品，这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对于这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原来是以虚假宣传来进行行政处罚，但力度不够。而从司法途径有两个方面可以认定，且力度大。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看，在刚施行的1993年，由于当时还未出现这种侵权行为，所以并无明文规定，而现在已直接将此行为界定为不正当竞争；从《商标法》的角度看，我国的《商标法》已经修订，但还是没有明确界定这种新类型的侵权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商标法》的一些条款可直接将此行为界定为商标侵权。浙江省高院的判决从以上两种角度的界定对切实维护权利人的权益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